在那个烧菜煮饭都靠柴火的年代，吹火筒是每个家庭必备的物品。

　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人们在河边用洗衣槌洗衣服。

　　在电灯问世以前，煤油灯是人们的主要照明工具。均为罗斯旦 摄

　　游振鑫正在展示他所收藏的老相机。 黄秋霞 摄

　　最早出现在中国的照相机都由外国进口，这类照相机特点是在晚上及光线暗的地方，需要借助镁光粉才能完成摄影。罗斯旦 摄

　　体积庞大的老式收音机，是那个时代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的重要来源。 黄秋霞 摄

　　还记得每个夜晚煤油灯点亮后发出的那豆温馨之光吗？还记得次拧开收音机旋钮，听那个笨重的大盒子发出咿咿呀呀唱歌声时的惊喜吗？老外婆伏在家里的柴火灶前，用一根细长的竹筒吹炉膛的那一幕，你是否还会时常想起？

　　吹火筒、煤油灯、老式收音机……上个世纪很长一段时间，这些小物件曾和我们每个家庭是那么息息相关；时光荏苒，如今这些深深烙上生活印记的小家什，却和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。因为有了各式各样的电灯，不再需要与煤油灯亲密接触；因为天然气入户、电磁炉上门，吹火筒早被扔进熊熊燃烧的炉膛；因为有了电视、MP3、数码发烧音响，老式收音机成了古董。

　　伴随着老家什远去的，是新生活的到来——我们在这里翻晒老长沙人用过的老家什，追忆那些并未走远的往事，看到的是社会进步给寻常人家带来的沧桑巨变。

　　大铁盒子打开一扇窗

　　【老家什档案】

　　老式收音机

　　老式的收音机像一个笨重的大铁盒，大一点的尺寸堪比12英寸黑白电视机。方方正正的外观，暗黄、暗红的色调，两个粗大的线圈就是它的“心”。当年，除报纸外，收音机几乎是人们获取外界消息的惟一来源。评书、曲艺等节目的播放，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。

　　【我家变迁】

　　在长沙市王家巷干休所，79岁的李元素家里收藏着一台熊猫牌506-2型收音机。其庞大的身躯占据了书桌的四分之一，暗黄色的外壳还泛着光泽，暗示着主人平日的悉心关照。

　　“它是1957年我和丈夫回老家南京探亲时买的，花了60.7元呢！那时，我们在部队里，两个人加起来月工资也只有100多元。”李元素回忆说。

　　在她的记忆里，上世纪60年代时，自己每天下班回家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。在收到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台里，自己最喜欢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。“尤其是中午和傍晚时分的评书节目，只听得刘兰芳一声大喝，《杨家将》开场了，曲折的情节常让我听得忘了做饭。”

　　此后的约20年里，这台庞大的收音机一直忠于职守，它为李元素和家人打开了一扇了解外面世界精彩的窗户。

　　“到了1978年，长沙来了批黑白电视机，我家也分到一张珍贵的购买票，不久我们就将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搬回了家。”电视机成了李元素家的明星，习惯了只听声音的大伙，次看到电视屏幕上出现的“小人影”时，都惊奇不已。

　　接下来，大屏幕彩电、液晶宽屏彩电相继在她家登场，当年的那台收音机真正成了怀旧的摆设。而当年耳朵贴着收音机，屏息静气听广播的李元素，如今离外面的世界更近了——一台“方正”液晶电脑摆在书桌上，她和老伴都成了“网民”，每天一早他们都要上网浏览新闻，还会给老战友发邮件、在QQ上“策一策”。

　　“吹”出来的一日三餐

　　【老家什档案】

　　吹火筒

　　过去老百姓一日三餐做饭做菜，给炉膛加火必用这家什。它的作用相当于一个简易风箱，外形修长，材质主要为竹子。吹火筒制作非常简单，取一根锄头把大小的竹子，选取其中笔直的两节锯下，把所有竹节打通，便可使用。此外还有一款吹火筒，是把其中一个端口的那个竹节保留，然后在竹节中心钻个小孔即可。

　　过去人家里大都用柴灶做饭，生火时只要用吹火筒对着柴草堆里的火星子轻轻地吹风，茅草很快燃烧起来，火苗便如接力赛般传给木柴。

　　【我家变迁】

　　对于45岁的何亮来说，提起吹火筒必然会想到母亲。小时候烧大灶，何亮每天都要拿着小板凳，坐在母亲身旁。母亲会把引火的草垛点燃，放在灶中央，然后把柴塞进去，等烟冒出来后，还得用火钳把里面的柴架空，这时再拿出宝贝——吹火筒，冒着烟熏火燎使劲吹，不一会火就烧得旺旺的。一日三餐，都离不开那根表面被磨得锃亮的竹筒。

　　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何亮家的柴灶换成了煤炉灶，吹火筒只偶尔用一用了。煤炉灶一般由炉膛、炉壳(炉身)、座锅圈、通风出渣口等组成，使用时只要把几个对眼的煤球叠在一起，将最下的一个烧红燃着，放在炉膛内，打开炉灶下方的通风孔，就可以炒菜做饭。何亮回忆道，以前用柴火做饭，他用吹火筒生火，脸上总会被烟熏成大花脸。用煤炉后，吹火筒用得少，很少有同伴嘲笑他的大花脸了。

　　直到1987年用上罐装液化气，那根被熏得黝黑的竹筒才彻底退休。“液化气灶用手一拧就可调节火力大小，不用再弯腰去吹得一脸煤黑。”何亮说现在还记得次“啪”地一声打开液化气时的神气劲。

　　在经历了柴灶、煤炉、液化气灶这一系列厨房用具的变迁后，何亮说最幸福的还是现在。近日，当记者来到何亮在芙蓉苑小区的新家时，他执意要带记者先去看厨房，整体橱柜、管道天然气、超薄陶瓷镜面燃气灶等一应俱全。“如今刷卡用气，一日三餐再不用靠‘吹’了！”

　　兄弟猜拳争用那一豆灯火

　　【老家什档案】

　　煤油灯

　　旧式煤油灯使用棉绳灯芯，灯头通常是以铜制成，而灯座和挡风用的灯筒则是玻璃材质。在灯头旁边有一个可控制灯芯上升或下降的小齿轮。只要在灯座内注满煤油，棉绳便会把煤油吸到绳头上。人们只需划根火柴点着绳头，罩上灯筒，即可在黑夜里获得一豆亮光。

　　【我家变迁】

　　在黄承清的记忆里，煤油灯始终燃着一团吹不熄的温馨。小时候，黄承清最犯愁的事就是写家庭作业。当时，母亲为防止煤油灯摔碎，就把它挂在墙壁上。为了寻找最亮位置写作业，黄承清每晚都要和几个哥哥“剪刀、石头、布”，赢了就最靠近煤油灯，输了就得排后面。后来，母亲总算将煤油灯直接放在桌上，从此，4个小脑袋每晚都挤在桌旁。有时候，头因为太靠近灯光，还会听到“嗞”一声，紧接着就会闻到一股焦味，兄弟们你看我，我望你，扑哧一笑——原来是其中一人的头发被煤油灯烧焦了。

　　到黄承清读高中时，村里开始拉电线、装电灯。当时，村民们听说这是种不用煤油的灯，开关一拉就满屋子亮堂，还不往外冒烟，大家都还有些不相信。“用上电灯的个晚上，我们那群孩子兴奋了一宿没睡着，以前没有电时，天一黑就上床睡觉。” 黄承清说，当时造成大家“失眠”的原因之一，就是没想到电灯会那么亮，能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。

　　如今的黄承清，在长沙的南湖灯饰城当起了灯老板。自家复式楼客厅里是豪华的水晶吊灯；床头是欧式壁灯，轻触开关就调节明暗；书桌上有台灯，餐厅里还垂着温馨的玻璃彩灯。“现在的灯具早已不仅用于照明，而是成了家里最‘亮’的装饰，” 黄承清边说边打开一盏射灯，“看，这简直就是一道风景。”

　　而当年的煤油灯，黄承清也没丢掉。“如今流行起怀旧的装修格调，我新买的别墅是美式田园装修风格，这盏黄铜的煤油灯是难得的点缀！”

　　“轰”的一声定格笑脸

　　【老家什档案】

　　老式相机

　　相信很多人都记得老式电影中有关照相的场景：随着快门按下，相机前方“轰”的一声烟喷薄而出，一道刺眼亮光后就留下倩影。那 “电光火石”的一幕，就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的照相机留给人们的印象。这种照相机从外观上来看，像个大盒子，打开前面的“小门”， 相机镜头就隐藏在里面。

　　老式相机的特点是没有自动闪光灯，如在光线较暗的地方，必须要借助镁光粉才能完成摄影。所以，这类相机一侧总有一个小开关，用于安装镁光粉盒。摄影者在使用相机时，必须一手拿着镁光粉盒，另一只手按住快门，双手合作才能拍摄成功。

　　【我家变迁】

　　游振鑫老人是长沙的摄影家，其“玩”相机的历史已有60余年。“看我家陈列的这10多台相机，几乎能串联成一段相机发展史。”78岁的游老说。

　　游振鑫13岁就在长沙一家影楼当学徒，次接触私人便携式相机却是在1949年。一次偶然机会，他从朋友处借到一台使用镁光粉的美国相机。说起这件宝贝，游老连连摇头，体积笨拙不说，最重要的是镁光粉很不安全，特别容易喷射出去伤着人，此外一盒粉只能用一次，因此摄影师总要随身携带不少镁光粉，每拍一张就得停下来进行置换。“上世纪50年代，我有了一台‘莫斯科’牌五型相机，比起来可算进步不少。”游老回忆，在这架相机里，镁光粉盒已被镁光泡所代替，后者是将镁光粉压缩成片，藏在灯泡中，这样一来安全性就大大增强。

　　不过，由于镁光泡的性能并不稳定，爆炸、破裂时有发生。“我那时正在一家报社担任摄影记者，不合作的镁光泡常给我带来惊险。”游老回忆，一次省委接待外宾的晚会，他临时接到通知要求去拍照。 “当时，我口袋里的镁光泡放了两三天没用，又没检查。等到省领导给外宾敬酒时，我赶紧找个角度，按下快门。突然‘砰’一声，镁光泡爆炸，全场人都惊呆了。”游老笑着说，幸亏大家都认识他，要不那天就可能麻烦了。

　　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，但在那个年代，相机仍属于品，年轻的游振鑫背着相机行走在街头时，也总会引来艳羡的目光。“不过我也有小遗憾，因为当时我国的相机基本靠进口，我盼望有一天能用上中国自行生产的相机。”

　　游振鑫的希望很快变成现实，后来他用上了我国自行生产的“海鸥”双镜头相机，“这类相机在暗处拍照时已无需再用镁光粉，而是改用电子闪光灯。此外，相机上一上一下两个镜头，可以让摄影者很直观地看到焦是否对准了，被拍者的形象是否清晰。”游振鑫最自豪的是，1956年梅兰芳来长沙演出时的盛况，都被他的两台相机一一定格。“他表演时，我就蹲在舞台边，他的扮相舞姿那叫一个美啊！幸亏有了电子闪光灯，才能让我不断连拍，梅兰芳表演时的神韵才能被准确捕捉。”

　　上世纪70年代，游振鑫手中的宝贝换成了“上海”135相机和德国“莱卡”，这些相机不仅轻巧、便于携带，拍摄的胶卷数也达到36张。

　　游振鑫与胶卷的接触，在上世纪80年代末基本画上了句号。这时他拥有了一台日本“尼康”数码相机，“不需要胶卷，一次拍摄几百上千张都没问题，而且马上就可以看到拍摄效果，省去了冲洗的麻烦。” 新相机让游振鑫的摄影热情更为高涨，上街、散步总是随身携带。其后，他的家中又出现了“玛米亚”、“佳能”数码相机，配置越来越高，性能也越来越好。

　　“前几天我去了一趟商场，现在的相机真让人眼花缭乱，有的比手机还小，有的还有MP4功能。” 游老说，从“电光火石”的老相机到如今的数码相机，本身就是一组社会进步的纪录片。

　　记者手记

　　退出也是一种前行

　　“不是我不明白，这世界变化快！”上世纪80年代，崔健唱出了人们对周围生活“计划赶不上变化”的迷惑和顿悟。

　　如今，我们生活中的小家什也在不断翻新花样。今天还是很潮很in的一款手机，明天可能就已不入流。老家什渐次退出生活，新玩意不断出现，面对小家庭的这些变化，我们大可不必犯迷糊。因为退出也是一种前行的方式，正是有了我们身边一批又一批物件的淡出，才有了我们日新月异的生活变迁。

　　煤油灯下，兄弟姐妹的嬉闹和一旁缝缝补补的母亲；简陋厨房里，祖母拿着吹火筒为全家准备晚餐的温馨背影——我们留恋这田园牧歌式的温情画面，但我们也知道，这一幕幕必将泛黄褪色，淡出生活。在采访中，用过这些老家什的人们都有怀旧情结，但更多的是对生活变迁的享受与满足。社会飞速发展，物质、精神生活的空前丰富，让不少老人甚至对记者发出“真的想再活500年”的感慨。是的，真想再活500年，等到新中国70、80、90甚至百岁华诞后，看看身边的小家什和大社会，又会有怎样的美好变化。